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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來的權力政治,徹底顛覆你對帝國的負面認知—《帝國何以成為帝國》

由 Wei-Yu Huang • 八月 10, 2021新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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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Federico Di Dio photography on Unsplash

羅馬與中國的帝國統治

西元前三世紀,有兩個帝國在歐亞大陸遙遠的兩端成形了。羅馬與中國最後橫跨廣袤的空間,包羅了龐大人口,創造有效的統治方式,還培育出延續至今、對於政府統治的理念。帝國不是羅馬人或中國人的發明。沿著尼羅河,埃及人從西元前三千年起就已經生活在帝國裡。幾百年來,帝國也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印度、非洲與亞洲起起落落。當羅馬人還在他們小小的城邦裡拼湊共和秩序,戰國七雄還在中國爭來鬥去時,亞歷山大大帝已經征服從東地中海一路到中亞與印度的各個民族與王國。亞歷山大的帝國靠的是他聲威赫赫的軍隊,輝煌了十二年後也隨他而去,但羅馬與中國卻成功維持對龐大國土的控制長達數個世紀。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兩個帝國如此長壽,且對世界政治史影響如此深遠?

羅馬與中國都創造出有效的方法,解決了如何治理、剝削多樣化人群的根本問題──這算是部分的解答。它們的策略有些很相似,有些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統治套路。羅馬與中國的帝國建造者面臨不同的經濟展望與危機,在不同的政治先例下從事運作,然後用不同的手段改造他們有權治理及征服的遼闊土地。

在這一章裡,我們會著眼於它們的行政機制、正統策略,以及跟疆界外的「化外之民」所保持的關係。

羅馬打造的世界

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用饒富興趣的態度看待羅馬的過去,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帝國如此強大且成功。希臘學者波利比烏斯[1]在西元前一六七年被當作人質,押解到羅馬,然後長住在那兒;對他來說,要解答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國家體制,能讓羅馬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時間裡,幾近控制了全世界;是什麼樣的國家體制,能讓這麼一件肯定是前無古人的事情得以發生?」(《歷史》[The Histories])羅馬人對羅馬在地中海的地理重要性了然於心。鄰近海洋,與希臘、北非的港口及腹地聯繫暢通,加上宜人的氣候與農業潛力──這些都是羅馬的空間優勢。但是,無論在更久以前的過去還是在當時,其他民族也曾嘗試將這個地方據為己有。為什麼建立起環地中海的政權,一統大部分歐洲和整個北非海岸,再加上古代中東帝國國土的,是羅馬,而不是其他城市國家?

▸ 奠基在戰爭與法律上的共和國

如同大多數帝國,羅馬的起點也是征服。但維持、拓展控制範圍不能只靠暴力,還要不斷將人力、經濟資源與中央權力連成一氣。靈活的政治組織讓羅馬有能力支撐一支龐大且遍布各地的軍隊,激勵人們與帝國的權力中心合作,更以優勢軍力、典章制度、神化的權威與公民生活操守為基礎,散播一套能打動人心的文化。公民權、法律、曇花一現的共和制度、以及之後對它的追憶,羅馬的政治與文化創新將舊有與新加入的菁英帶進了政府與軍隊。羅馬將過去帝國的文化成就吸收進自己的文明裡,在拓展羅馬神祇影響力的同時也對地方宗教與律法從善如流,還帶來誘人的羅馬生活──羅馬式的道路、建築、文學以及節慶。後來兩千年間的帝國締造者、批評者和擁護者,仍不斷喚醒人們注意羅馬創造的那套帝國用語、制度與習俗。

我們就從那些將羅馬推向帝國的戰爭與政治行動開始吧。半人半神的流浪者伊尼亞斯(Aeneas)所率領的特洛伊水手與士兵,還有羅馬的第一任國王羅慕路斯(Romulus,一個被遺棄等死、後來卻被狼養大的棄嬰),這些與羅馬創造者有關的傳說,都把堅毅、武勇、冒險、忠誠與戰鬥頌揚成最重要的德行。據說,羅慕路斯殺了自己的弟弟,而政治菁英間的鬥法正是羅馬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一部分。

大約在西元前五百年,羅馬人用共和制度取代自己的國王。這個政治創新引發了驚人的後果;我們今天稱為羅馬帝國的這塊龐大土地,絕大多數是在西元前二世紀到西元一世紀之間所拿下。羅馬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是由羅馬人民選出的代表統治,這提醒了我們,帝國與共和政府之間絕非勢不兩立。當共和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期間,則由獨裁官(dictator)領導;但一直要到奧古斯都(Augustus)在西元前二十七年得到皇帝稱號為止,民選領導權才屈服於一個人的終生統治。

羅馬人不像亞歷山大過去擊敗其波斯對手時那般,進占前一個帝國的土地,而是透過征服、收編義大利的部落、城市與王國,然後再跨出核心區域的方式,打造出自己的帝國空間。幾個世紀以來的征服(也包括瀕臨亡國)喚起忠誠,將尚武精神深深植入羅馬的制度與精神裡。

羅馬人打下的第一塊領土,是我們今天稱為義大利的地方。有山為脊,有土產糧,再加上港口城市,這片景象滿是潛藏的財富。半島北邊、越過阿爾卑斯山的地方住著高盧人(Gauls),伊特魯里亞人(Etruscans)則居於半島西部頂端;半島中部住的是拉丁人(Latins),其中包括羅馬人、薩賓人(Sabines)與薩莫內人(Samnites);至於希臘人與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的殖民地則位於這隻「靴子」底部,以及西西里島、薩丁尼亞島和科西嘉島。

西元前四世紀,羅馬人同時與文明更先進的伊特魯里亞人,以及到處劫掠的高盧人為敵。根據羅馬歷史學家李維[2]的說法,羅馬人在戰勝伊特魯里亞人以後(連羅馬人都覺得伊特魯里亞人比自己還有文化),原本計畫離開自己的城市,把舊的伊特魯里亞都城維伊(Veii)打造成新家。但到了西元前三八七年,高盧人幾乎燒掉了整個羅馬,這時軍事領袖卡米盧斯[3]懇求羅馬人留在安著羅馬神祇的這座羅馬城,不要讓「野蠻的」敵人有羅馬人不敵撤退的印象。城市的毀滅搖身一變,成了忠於家園的懇切之詞。

隨著羅馬人得到的土地與人口日益增加,他們也根據統治帝國首都與邊遠地區的需要來調整自己的制度。國王同時身兼政治與軍事領袖,但他沒有辦法同時在兩個地方現身;於是羅馬人轉而設置兩名執政官(consul)作為行政首長,各自選舉出來任職一年。兵民合一的羅馬公民(soldier-citizen)選舉結果,就是行政首長的權力來源。羅馬人創造了一個公民群體,其決議就是法律的源頭;藉此,羅馬人將主權由王室或聖職者手中拿了過來,然後安在自己身上。

伴隨轉王權為共和這步險棋而來的,還有設計用來防止一人統治再度上演的配套措施。在共和國內,個人權力受限於嚴格規定的行政長官任期、公民大會的選票以及元老院(senate)的權力──元老院由現任、前任政務官,以及其他位居高位的人組成。在這些制度底下支撐、賦予它們力量的,則是對立法、執法與修法程序的嚴格遵守。李維把羅馬描述成「一個由逐年選舉出來的國家官員治理的自由國家;他們遵循的不是一時的個人好惡,而是法律的至高權威。」(《羅馬史》[History of Rome])

法律從何而來?在隨後的羅馬歷史發展裡,若就整套共和制度在理論上與實際上而言,法律的源頭都是羅馬人民。由於政務官(包括執政官在內)有權頒布具有約束力的命令、定奪司法事務,因而也是立法者;但若要讓政務官的提案通過成為法律,就不能缺少公民大會的同意。公民大會同樣有權主持刑事審判。羅馬人承擔的法律權利與法定程序,是跟法律地位的高下、財富多寡與軍階高低融合在一起的。奴隸與女人並非公民,自然不是羅馬主權的關係人。只有特定身分類別的人可以投票,而且也不是所有公民都能獲選為政務官或執政官。共和國時期的羅馬並未打擊富有家族的勢力,但仍透過制度化的措施來遏止或利用它們之間的競爭。政務官由公民大會選舉出來,公民大會由軍事單位組成,較為富有的納稅人則比別人更有選舉影響力。

羅馬的共和制度力圖把對階級的尊重、對有能者的開放以及人民主權的原則融為一體。共和國的多重制度讓有野心的新人(通常是戰爭英雄)以及家財萬貫、系出名門、或是為公眾效力的人員,都能根據自己的利益影響政策。事實證明,「由人民與民選的代表制定法律」這項基本原則既得人心又靈活自如,或許也因此歷久彌新。

>>本文摘自《帝國何以成為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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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波本克(Jane Burbank)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俄羅斯史,現為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波本克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以及密西根大學任教,並於密西根大學擔任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波本克也曾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卡桑高等師範學院以及柏林洪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著有《知識階層與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俄羅斯觀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俄國農夫上法院: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鄉間地區的法律文化》、《俄羅斯帝國:空間、人民、權力,一七○○年至一九三○年》等專書。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

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十九、二十世紀東非奴隸與勞工問題,現為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庫伯曾在行為科學深入研究中心、威爾遜中心、洛克斐勒貝拉吉奧研究中心、南特卓越研究院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擔任研究員。同時他也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等師範學院以及巴黎第七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二○○一年,庫伯獲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會院士。著有《備受質疑的殖民主義》、《從奴隸到流民》等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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