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標題影像

什麼是政治宣傳?政治宣傳的真相又是什麼?—《修辭的陷阱》

由 Wei-Yu Huang • 八月 12, 2021新書推薦

joel-de-vriend-B4coIKuk55I-unsplash
Photo by Joël de Vriend on Unsplash

住在紐約市的公寓裡,並在羅格斯大學教書接近十年之後,我在二〇一三年八月,跟妻子潔莉.桑德(Njeri Thande)一起搬到康乃狄克州,入住位於紐黑文的大房子,準備開始在耶魯大學任教。搬來這裡之後,我認識了學術上的新同事,也獲得更大的生活空間。沒過多久,我的繼母瑪莉.史丹利(Mary Stanley)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寄幾箱父親的藏書到我家。這句話讓我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小時候,我有一半的時間跟她和父親住在一起,屋子裡每面牆上都排滿了書,而且書架都有兩層,每一排書的背後都是另一排書。書的排列方式有如一套複雜的系統,只有我父親知道箇中之秘,但他已於二〇〇四年去世。瑪莉說她想把一兩個房間的東西寄給我,讓家裡騰出一些空間。但我們會收到什麼呢?沒人知道。於是我們惴惴不安地同意了。

我父親曼佛雷德.史丹利(Manfred Stanley)是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也在該校麥斯威爾公民及公共事務學院(Maxwell School for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底下的公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當了多年的主任。瑪莉同樣是該校教授,也是父親在公民研究中心的同事。父親一開始做的是東非研究,發表過相關的人類學論文,後來在一九六〇年代剛升上教授時轉而研究社會學,經常開設理論課程。在學術生涯中,他寫了一本書。

我的父親與我的母親莎拉.史丹利(Sara Stanley)一樣,都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毫無疑問地,這使他花了畢生研究時間去批判各種面貌下的威權主義。他在著作中指出,所有剝奪個人自主性的制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以提高社會效率或促進公共利益為名亦然。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太容易混淆自己的利益與公眾的利益,太容易混淆自己的主觀解釋框架與客觀事實。

父親和繼母瑪莉在知識上給我很大的幫助,他們對民主公民的研究更讓我著手研究相同主題。我們可以說,我父親的著作是在解釋為什麼那些真誠良善的人會因為被自身利益所騙,而在無意間製造宣傳。而我寫這本書也正是為了解釋,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如何蠱惑真誠良善的人,讓他們不知不覺地製造並接受宣傳。為了感謝他們給我的影響,我將用父親著作的核心主題,以及父親與繼母的研究結果來當成這本書的前言。

父親的論文探究的是英國殖民主義對肯亞的基庫尤人(Gikuyu)造成的傷害,重點放在基庫尤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管理土地的方式是基庫尤人身分認同的核心;尤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就說過,「要研究基庫尤的部落組織,就得知道土地所有權對部落的社會、政治、宗教、經濟生活來說,都是最關鍵的要素」。基庫尤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與奠定英國社會的私有財產制基礎截然不同,「基庫尤人以擁有土地為傲,並以讓大家一起使用自己的土地為樂」。父親的論文指出,英國殖民者誤以為全球各地都像英國那樣實施私有財產制,因而明明抱持著善意,卻與基庫尤人產生無法彌合的裂痕。這件事提醒我們,即使你抱持著善意想幫助別人,也很難真的幫別人做出「客觀」決定。即使是真誠良善的英國殖民者,也無法分辨到底什麼時候真的是在體現自由價值,什麼時候是在強加英國的文化習俗,什麼時候根本就是在為自己牟利。

我父親認為,自主性不只是意味不受他人支配。他認為社會應該讓每個人接受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讓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其中包括學會如何反思,因為能夠反思的人才能真正自主。父親著作的另一部分,正是描述教育在民主中扮演什麼角色。

父親寫的書則針對他常說的「技術主義」(technicism),就是那種認為無論什麼問題都能用科學知識與科技進展來解決的思維。父親認為技術主義有兩個主要危險,首先,它讓人們試圖用專業的技術課程取代通識教育,讓我們沒有能力自己做決定。其次,它會讓人用專家的知識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來代替自己做決定。父親這麼寫道:

某些社會,會刻意只讓特定的統治菁英去做重要的決定。另外一些社會則會把每個正常的成員都當成「負責任的自由個體」。但即便如此,後者還是會認為其中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更適合承擔責任。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人掌握了某些特定知識,能夠說出某些話,做出某些事,於是社會喜歡他們,便讓他們在某些狀況下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這些享有特權的人,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專家」。

不過現代社會當然需要信任專家,畢竟我們得去看醫生。此外在很多事件中,人民對專家的不信任是宣傳得以成功的關鍵,譬如很多人就是因為不信任專家而否認氣候變遷(此外在該事件中,宣傳全球暖化並未發生的一方也動員了一大票的偽專家來幫腔,本書也會討論這種「垃圾科學」〔junk science〕名嘴的現象)。但儘管如此,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使是善意的人也經常搞不清楚哪些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哪些是自己的主觀價值。英國人就是因為這樣,才誤以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制度放諸四海皆準,屬於自由主義應當宣揚的普世價值,因而把這種觀念強加給殖民地的基庫尤人。我的父親也發現,美國的教育系統與大眾媒體也在做類似的事。

我的父親沒有解決哪些時候仰賴專家是正當的、哪些時候則並不正當的難題,此外也沒有解決如何使用知識而不受其宰制的問題。但他清楚說明了技術主義文化的危險。技術主義是自由民主國家宰制人民的核心機制。美國史學者卡利勒.穆罕默德(Khalil Muhammad)認為,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就是用這種方式宰制了非裔美國人,那些自以為客觀的社會科學家,用統計方法掩蓋了自己的種族偏見。派翠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也指出,「知識驗證的過程」重視量化研究方法,會讓我們看不見社會的現實:「量化研究經常讓非裔美國女性的真實生命故事完全消失,讓我們看不見個案間的差異,誤以為領取社會福利者都在濫用福利。」即使是真實的統計數字,也可能變成統治者的宣傳工具,讓人看不見實際發生的統治與壓迫。人們經常用這種方法,以客觀科學與公共利益之名實施社會控制。

我在本書把宣傳定義成一種運用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al)來阻礙該理念實現的行為。那些用客觀的科學理念來呈現自己主觀價值或為己牟利的說法,就是宣傳的典型範例。在這部分,我父親的學術研究給我很大的影響。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偉大的德國政治學者尤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推動了社會學與民主理論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轉向。哈伯瑪斯試圖描述民主審議的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進而求助於分析哲學。我在一九八六年秋天進入賓漢頓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時知道自己想學哲學,也隱約感覺到民主研究的核心應該會包括語言哲學與康德。最後我繞了一個大圈,去麻省理工學院深入研究了語言哲學、邏輯、語言學,在一九九五年取得博士學位。

在我沉浸於語言學與語用學艱澀細節的十年當中,美國吹起了大規模監禁的歪風,而且不合理地被關的人大部分都是少數族群,都是奴隸的後裔。作家希維婭.溫德(Sylvia Wynter)在某篇文章的開頭寫道:「洛杉磯的司法人員侵犯市中心貧民窟失業年輕黑人男性的人權時,都會在案件標上『N.H.I.』這個縮寫,意思是『不涉及任何人類』(no humans involved)。」[6]溫德認為這種不把非裔美國人當人的做法,跟土耳其泛民族主義者(Turkish pan-nationalists)在一戰期間不把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當成人來對待的做法,以及德國民族主義者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的作為是一樣的──首先不把人當成人,接著就是大屠殺。

如果只有黑人哲學家和黑人知識分子在呼籲人們注意美國大規模監禁的問題,而其他人都不發聲,那問題可能就不太一樣。但當時除了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安琪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希維婭.溫德,以及其他常春藤名校出身的人以外,還有很多人也在擔心美國貧窮黑人的處境急遽惡化。吐派克.夏庫爾(Tupac Shakur)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某次採訪中表示:「當我唱著『我過著小混混的生活,寶貝,這種日子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人們可能以為我只是說說。可是你知道嗎?我是想讓那些真的過著小混混生活,真的覺得沒有希望的人聽到。他們聽到人生沒有任何希望,會知道就是在說自己,懂嗎?更糟的是,雖然我在歌詞裡把過著小混混生活唱得好像很瀟灑,但現實中過著那樣生活的人卻是真的毫無希望,這部分我啥都幫不上。所以我至少把它唱出來,這樣他們就聽得到,之後我就可以再去聽聽他們到底過得怎樣。」[7]我們很難想像為什麼有人會想要把「杳無希望的人生」唱成一件「很炫」的事。但像吐派克和冰塊酷巴(Ice Cube)這些歌手會試圖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唱出那些住在貧民窟、不被當人看且了無希望者的生命,可惜社會卻只把這些歌當成「幫派饒舌」(Gangsta rap)風格,認為這些歌手是在「美化」絕望的處境。

>>本文摘自《修辭的陷阱: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


rfZvkhN8MzSGFymAJdQS6A

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1969年生於美國紐約。1995年於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教於羅格斯大學、密西根大學與康乃爾大學等校。

父母皆為歐洲移民,1939年分別從德國與波蘭來到美國。對史丹利來說,他的猶太裔身分是一種提醒,讓他自覺有義務關注弱勢族群的平等與權利。其關於政治宣傳、言論自由、民主、監獄制度與極權主義的著述,多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評論》、《衛報》等。著作包含《知識與實踐的旨趣》(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脈絡中的語言》(Language in Context)、《技術知識的秘密》(Know How)、《法西斯如何運作》(How Fascism Works)。

在 Instagram 上追蹤我們:@kobobooks

需要聯絡我們?

顧客查詢和支援 媒體請求

If you would like to be the first to know about bookish blogs, please subscribe. We promise to provided only relevant articles.